敏迪專訪 | 我不可能讓台灣不是台灣 ─ RE-THINK共同創辦人 黃之揚

重點摘要

• 台灣民間廢棄量（含一般垃圾與回收廢棄物，不含工業廢棄物）自約 2020 年首破每年 1,000 萬公噸後再未回落，在經濟持續成長的情況下，個人每天少用一個飲料杯，根本難以抵銷企業大量製造的效應，黃之陽直言垃圾減量「坦白講偏失敗」。
• 少吃紅肉的碳減排效果遠大於省一雙筷子或一個塑膠袋，說明環保行動應優先選擇高槓桿的改變；Rethink 的策略不是設「標準答案」，而是提供「素養」，讓每個人根據自己的生活方式找到可行切入點。
• 台灣人均國內物質消耗量約每年 11 公噸（即每人每年耗費 11 公噸地球資源），環境部設定 2050 年前壓低至 6 公噸以下的目標，預計主要靠法規強制企業採用循環經濟來推動，個人自願減量為輔。
• 捐款平台 GlobalGiving 單方面通知旗下台灣 NGO 須將組織名稱中的「台灣」改為 Chinese Taipei；Rethink 多次溝通但未獲得實質改善，最終決定公開退出並說明原因。
• 面對國際場合被要求去除「台灣」的政治壓力，黃之陽分享一個粗暴但有效的反制策略：把「台灣」直接放入組織正式登記全名，對方在技術上便無法更改——改了就不是原本那個組織，當事人也無從出席，已被多個台灣組織親身驗證可行。

詳細內容

Rethink 的起源與轉型：從淨灘到環保溝通平台

Rethink 由黃之陽與共同創辦人因喜愛台灣海洋、不忍海灘骯髒而起家，2017 年正式登記為 NGO。14 年間，組織從純淨灘活動逐步轉型為環保資訊的溝通者與轉譯者，建立「回收大百科」（教導正確分類回收）與「海廢圖鑑」（呈現台灣海廢種類與來源）兩個網站，兩者在功能上相互連結。近年更延伸至企業循環經濟顧問業務，例如設計可讓消費者選擇份量的點餐機制（如少飯、少麵選項），使消費者在毫無意識的情況下自然減少食物浪費。目前有約 15 名正式員工，核心哲學是讓環保行動貼近日常生活，不追求形式上的儀式感。

台灣廢棄物現況：量大、源複雜、減量偏失敗

台灣民間廢棄量自約 2020 年首度突破每年 1,000 萬公噸後，始終未再回落。黃之陽用「忘記關的水龍頭」比喻當前困境：在岸上撿垃圾是事後補救，源頭仍持續輸出。根本問題在於：經濟成長帶動消費，企業大量製造的速度遠超個人減量的效果，在現行結構下，垃圾減量「坦白講偏失敗」。

台灣海廢來源多元且複雜：漁業廢棄物（漁網）、生活塑膠（寶特瓶）、醫療廢棄物各有不同溯源；地下水道普及率不足（台北市汙水道接通率也未達百分之百）讓廢棄物更容易流入海洋；沿海的垃圾掩埋場在颱風時更直接成為海廢來源。台灣最髒的海灘往往是「無名海灘」——出海口、港邊等無人聞問的地帶，才是廢棄物最嚴重的集中區，高潮線上往往綿延著一整條各式垃圾。

個人行動、企業責任與循環經濟

黃之陽不主張強迫所有人做到極致，而是推動「素養」教育：不給標準答案，讓每個人自己判斷哪種環保方式最適合自己的生活。在辦公室場景，Rethink 仍使用冷氣，但選擇全辦公室集中開，效益優於每人各自開桌機。在飲食上，少吃紅肉的碳減排效果遠大於省一個塑膠袋。Rethink 更強調「不費力的選擇設計」：把垃圾桶的分類標示做清楚，回收率可直接翻倍，遠比仰賴民眾主動改變行為來得有效。

循環經濟的核心邏輯是：廢棄物再循環利用，不僅減少企業的垃圾處理費，還能創造新的產品收益，達成商業與環保雙贏。台灣環境部設定 2050 年前將人均物質消耗量從約 11 公噸壓低至 6 公噸以下，黃之陽認為驅動力主要來自法規強制，個人自願行動只是補充。

GlobalGiving 更名爭議：Rethink 選擇公開退出

GlobalGiving 是 Rethink 長期使用的捐款平台，單方面通知旗下台灣 NGO 須將組織名稱中的「台灣」改為 Chinese Taipei。Rethink 多次溝通但未獲得實質改善。

管理層最終決定公開退出並說明原因：一是 Rethink 的組織名稱本身帶有「台灣」，本質上無從接受更名；二是身為非政府、非企業的第三部門，若連 NGO 都被政治壓力滲透到對捐款人的溝通層面，是 Rethink 的底線。值得一提的是，Rethink 在決定公開表態時，刻意保留空間給其他無法退出的台灣 NGO——不希望自己的聲量讓那些仍留在平台上的組織陷入更困難的處境。退出後，不少捐款者主動傳訊表示加碼支持，讓黃之陽相信台灣價值在現實層面有堅實的後援。

台灣 NGO 的國際突圍策略

2026 年 Rethink 前往法國巴黎參加永續發展展覽，輸出「海廢圖鑑」與「回收大百科」，正在探索授權其他國家建立當地版本的合作可能。台灣四面環海的地理條件讓台灣在海廢處理上累積了豐富的實戰經驗，在國際場合頗受關注。

面對國際場合被要求去除「台灣」的政治壓力，黃之陽分享了一個看似保守但親身驗證有效的策略：把「台灣」直接放入組織正式登記全名，技術上對方便無從更改，改了就等於把組織換掉，當事人即無從出席。他也指出，台灣能見度提高是雙面刃——NGO 曝光機會增加，但同時帶來更強的境外打壓；而民間的「國民外交」，正是政府外交與智庫之外，第三個重要的突圍維度。

Rethink 的經營哲學與未來願景

黃之陽坦言自己從早期的左派熱血青年，轉型為「知道什麼時候要用右派思維做左派理想」的經營者：找到可持續的商業收入，再把資源投入公益目標。他以「計算」（而非貶義的「算計」）描述這種策略——積極曝光、廣傳訊息，是為了接觸更多人，即使 10 個人中只留下 2 個，也足夠維持組織的動能。

對 20 年後的 Rethink，黃之陽期許成為台灣環保行動的代表性地標：如同在黑暗曠野中的一盞燈，讓願意行動的人找到方向、聚集在一起，並為每個踏上環保行動的人提供庇護與護航。

精選語錄

「台灣重新思考環境教育協會，我們不是中華台北環境教育協會，我們就是台灣啊，臣妾辦不到呀。」——黃之陽談拒絕 GlobalGiving 更名要求

「我知道什麼時候要用右派的思維去做左派的理想。」——黃之陽談 Rethink 的經營轉型哲學

「如果你的單位本身名稱就是台灣，你就沒有辦法改，而且對方也沒有辦法改——不好意思，我們單位名稱就有台灣，你這樣改不是我們單位，我沒有辦法出席。」——黃之陽分享對抗國際更名壓力的實用策略

時間軸

逐字稿中無明確時間標記。